“既然外面的市场变得困难，那我们就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够持续。”
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历史上又一次政经格局大变，这次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数十年的世界格局，影响到亿万人的人生轨道。与以往不同，这次变化中国不是配角和旁观者，而是主角。中国该如何应对比上一轮更加猛烈的贸易战？美国再工业化会危及中国制造的地位吗？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中国经济该如何摆脱出口依赖和廉价劳动力依赖？该如何转向更可持续的内需驱动消费驱动模式？
针对这些问题，《财经》执行主编马克近日在香港专访了单伟建先生。作为投资人，单伟建是太盟投资集团（PAG）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太盟集团掌管着55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作为学者，他曾在特朗普的母校沃顿商学院任教六年，在此期间创办学术期刊《中国经济评论》；作为作家，他在五年内出版了三本畅销书，讲述个人经历的《走出戈壁》、讲述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前因后果的《金钱博弈》、讲述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前因后果的《金钱风云》。《走出戈壁》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19年全球十大好书。
单伟建71岁的人生纵跨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横跨了中美两种政经体制和文化背景。他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和中国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以下为专访摘要。
《财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今年多次讲中美都应该再平衡：中国应该减少制造，增加消费；美国应该增加制造，减少消费。他还建议中美携手来完成再平衡。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单伟健：不存在。首先道理上就不是这样。中国要多消费少储蓄，美国要多储蓄少消费，而不是中国要少制造美国要多制造，那完全是两回事。
为什么说美国不可能回到制造业大国呢？因为它现在的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我正在写一篇文章，专门讲生产效率问题。在造船、钢铁、汽车、光伏电池等许多制造业行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大大高于美国。比如造船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按吨位计算的话，中国每个工人生产的吨位是美国的3倍左右。这就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有这么大的竞争力，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大约30%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能来复制这种劳动生产率？
《财经》：但是美国占据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位置100多年，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短暂被日本超越），如果美国真的想重振制造业，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单伟建：时光不可能倒流，就好像河水不可能倒流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产品都是在越南、印度加工的，低端制造我们也不做了，我们向高端攀升。亚洲各个经济体都走了类似道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渐走向高端。如果你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仍然具有很强竞争优势的话，那别人就很难超过你了。比如现在中国有3万多个智能工厂，其中包括“黑灯工厂”，就是这个工厂的自动化已经到了100%的程度，连灯都不用开了，24小时自动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生产效率怎么能够超过你呢？
美国商务部长最近说，要用几百万个工人去上iPhone的螺丝钉，把这些工作带到美国来。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五六倍左右，美国只能去做最高端的制造业。中国是在不断接近高端，有些可能还没有达到，比如大飞机、高制程芯片。
《财经》：但是美国财政部长的说法完全不同。他说我们不是要做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而是要做半导体新能源这些高端制造，我们要把它们带回美国，发展壮大。
单伟建：他可以这么想象，但这很难实现。我举个例子，中国钢铁产量去年10亿吨左右，美国是6800万吨，美国极盛时期是1亿吨左右。中国每个钢铁工人年产粗钢850吨，宝钢是1700吨，美国是790吨。美国只有两家垂直整合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克利夫兰-克利夫斯（Cleveland-Cliffs），客户买它们的钢铁，价钱比国际同行高75%，但是必须买它们的，因为有贸易保护，就这样这两家钢铁公司还亏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想靠贸易保护恢复钢铁行业，我觉得没有可能。
《财经》：所以贝森特说中美应该携手实现各自的再平衡，在您看来是一个伪命题？
单伟建：这不可能实现。美国现在最强的就是半导体，比如英伟达，但是英伟达不做制造，台积电给它做。台积电的光刻机从哪儿来？荷兰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分工，不可能全到美国去做。中国是不得不什么都做，中国如果能有美国这么好的地位，比如小米的3纳米芯片，如果美国不禁止台积电帮小米造，那我想小米乐意让台积电代工。中国之所以什么都做，是被迫无奈。
美国要想把所有这些制造业都拿回去，比如特朗普说iPhone不在美国生产的话，我就加25%的关税，你加了25%的关税，iPhone的组装环节也不可能在美国做，否则成本就太高了。现在iPhone
1000美元一部，变成3000美元的话，美国的消费者就买不起了。
《财经》：特朗普没有系统地表述过他的目标，他只是泛泛地讲他发动关税战是为了实现公平贸易，但是贝森特相对系统地讲过，他把公平贸易分成四个层面：对等关税税率、汇率市场化决定、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出口补贴。您觉得贝森特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单伟建：所谓“对等关税”本来就是一个混淆是非的说法，因为这些关税毫无对等性可言，你看美国对澳大利亚是贸易顺差，但澳大利亚也被征了关税，所以他那个道理是无理可讲的。要是对等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把关税降为零，那你以为就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不了。因为美国仍然会是逆差，中国仍然会是顺差，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这就是不公平。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把这么多钱借给美国，买美国的国债，在美国投资，这是美国在占中国的便宜。
《财经》：但是2018年之前，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不到2%，横向来比，它确实是各个国家中关税税率最低的。
单伟建：是的，这个也有公平性。因为全球贸易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运行的。这个框架把各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保护，关税可以比发达国家高。比如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是15.3%，之后逐步降到了7.3%。为什么没有降到2%呢？因为WTO允许发展中国家高一些。现在中国相对发达了，但是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差得远，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名第70位，和马来西亚、土库曼斯坦、墨西哥一个档次。但是美国要是对中国说你零关税，我也零关税，我觉得中国一定非常乐意。
至于非关税壁垒，比如美国说欧洲和中国有增值税，美国没有增值税，这就是一个非关税壁垒。那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州都有销售税（Sales Tax），中国没有这种税，那这些州的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都要付销售税，这算不算非关税壁垒呢？各国有各自的规则，如果你认为只要我有贸易逆差就是不公平，那就没办法讲道理了。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是它的储蓄率是赤字，贸易逆差和储蓄率的赤字是互为对应的。你如果储蓄率赤字7%，那贸易逆差就是7%左右。排除直接投资或者资本项下的资金的流动，大体就是如此。如果储蓄率赤字问题不解决的话，关税提到再高都没有用。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直是靠从各个国家借钱过日子的，所谓借钱就是别的国家到美国投资、买美国国债。
《财经》：那么汇率问题您怎么看？
单伟建：人民币汇率是一个可控的浮动汇率，每天的浮动范围上下不超过2%，基本上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人民币有很大升值空间，但在贸易战环境下，市场就会产生恐慌，就会对汇率产生影响。比如美元从年初到现在都处于贬值状态，人民币对非美元的一揽子货币也在贬值，过去几个星期人民币转为升势，虽然升值的幅度很小。这不是有人在操控，而是市场在影响汇率走向。但是特朗普是希望美元走弱，其他的货币走强，原因就是他要解决贸易赤字问题。
我认为美国贸易赤字问题无解，就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过低。而这个储蓄率过低不是美国老百姓造成的，是美国政府造成的。因为老百姓不能靠借钱过日子，但是美国政府可以几乎是无限度的借钱，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造成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美国多存一点钱，增加它的储蓄率，少花一点钱。
中国面临正好相反的问题。美国人应该多存一点钱，少花一点钱；中国人应该多花一点钱，少存一点钱。美国消费太多、储蓄太少，中国的问题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消费太少、储蓄太多。所以这两个国家应该相互学习。
《财经》：关于出口补贴您怎么看？贝森特认为这也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单伟建：有些人谈问题习惯先下个结论，然后再把自己的结论当作论据来循环论证。正确的方法是首先问事实是什么，双方都有什么贸易壁垒？我研究了造船、风能、光伏板、钢铁、铝、电动车、手机等多个行业，其中大部分美国在2025年之前就实质上禁绝了从中国的进口，而中国禁绝了美国什么产品呢？通过《抑制通胀法案（IRA）》《芯片法案（Chip Act）》等等，美国对许多行业都提供大幅补贴，所以它就是在找借口，认真的讨论是要拿出事实的。美国认为贸易赤字就是不公平的证据，这是荒唐的。在2018年第一次贸易战时，我查了数据，中国最大的十个贸易伙伴，中国只对美国和越南有顺差，其他都是逆差，中国能说人家不公平，占了中国便宜吗？
《财经》：但是高逆差、高负债、产业空心化确实是美国的致命问题。如果用贸易战来解决问题是昏招，那美国还能有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呢？
单伟建：贸易战2018年就发生了，到今年是第八个年头，美国的贸易赤字反而扩大了，因为赤字的根源不在于关税、不在于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而在于美国的储蓄率过低，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美国政府还拼命花钱的话，那么贸易赤字是无解的。
美国政府真要想解决贸易赤字问题，就应该大幅度减少政府赤字。美国联邦政府2021财年的预算赤字达到了GDP的12.4%，今年也还是7%，这么拼命花钱，想解决贸易赤字根本不可能。反过来看，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就过于保守，以前一直囿于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今年才扩大到4%，这个限制还是过于保守，特殊时期应该有特殊举动。
《财经》：财政紧缩为什么是一件美国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单伟建：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你知道人如果富裕日子过惯的话，突然让他过紧日子，这是不好受的，这是痛苦的，但美国不是一个能吃苦的国家。
《财经》：您刚才也提到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都是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发展也没有因此停滞。为什么现在这批美国执政者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的路子不能继续下去了呢？
单伟建：美国处在特权位置，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可以印钞票来解决债务问题，别的国家有贸易赤字的话，就会造成货币大幅贬值，从而增加出口，最后达到贸易平衡。但是美国不必如此，美国可以长期有贸易赤字，美元也不必贬值，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执政者应该对这个特权感到庆幸，但今天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特权，反而觉得是别国在占美国便宜，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荒诞，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世界各国“开战”——贸易战，然后突然又宣布90天的停战期，因为对美国经济民生的影响太大了。实际上这个贸易战，99%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是荒唐的，对美国是绝对不利的。
《财经》：2019年底，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既合作又竞争的贸易体系，才能够让中美两国繁荣，也能够让全世界繁荣。现在将近六年过去了，新一轮的贸易战烈度比上一轮还大得多。您现在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单伟建：当然，贸易战就是没有赢家。不过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次的贸易战对中国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20年，经济增长太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相对比较低迷，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到40%，美国是68%。如果国外市场非常好销的话，那中国企业自然就出口了。但若国外市场变得不好销了，那中国就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对中国非常有利，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出口市场长期而言是靠不住的，世界各国都在保护自己的市场，今年头五个月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8.7%，其中4月下降21%，就是一个明证。第二也不能长期依赖投资，因为中国人口老化，这就造成储蓄率下降，储蓄决定投资，所以靠投资拉动经济长期来讲也是不可持续的。
最能够持续的就是老百姓的购买力，现在中国居民存款已经达到了160万亿元，2024年中国GDP是135万亿元，居民存款大大超过GDP，全球没有第二个国家如此，所以我们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既然外面的市场变得困难，那我们就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够持续。
扩大内需为什么这么难？
《财经》：扩大内需这件事，其实在200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当时朱镕基还是总理，就非常隆重地提出来：“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到现在二十四五年过去了。再近一点，从您写《外交事务》那篇文章算起，2019年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是39.25%，2023年是39.13%。去年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去年顺差创了纪录，所以消费率应该是下降的，扩大内需这个事为什么这么难呢？
单伟建：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在2006年达到峰值，36%，2018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8%，对出口的依赖12年间减少了一半。但是从2019年起，这个比例就不再往下降了，去年出口占GDP的比例大概是18.4%。
我觉得2023年的模式比较理想：经济增长率达到5.2%，其中82.5%来自消费拉动。这说明中国可以不依赖出口，而依赖内需、依赖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按照这个模式走下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就会很好，而且增长率会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但2024年势头就逆转了，经济增长30.3%靠出口拉动，消费变成45%。那么消费有没有潜力呢？我觉得大有潜力。我刚才讲了居民存款有160万亿元，如果能有10%去消费，那就是16万亿元，什么样的刺激政策能拿出16万亿元？
《财经》：哪怕是2023年的数据，如果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的话，那仍然是低于40%的。
单伟建：但是总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是82.5%。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太低，这我完全同意。我的意思是居民消费有很大的提高潜力。比如日本，你想让它提高很难，但是中国有很大潜力，因为老百姓的购买能力摆在那里。那为什么过去三年消费比较低迷？我们看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到2019年，平均每年增长8.8%，而居民存款每年增长是10.2%。从2020年到2024年，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9%，下降了很多，银行存款的年均增长率却到了13.4%，双倍于收入的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下降了，但是存款意愿增加了。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缩水了，尤其从2021年之后，就觉得穷了。根据央行2019年的统计，家庭负债表包括两大内容，一个是房地产，占家庭财富的59%左右；第二个是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市场，占家庭财富的19%左右。2021年之后的三年，这两个市场都不断缩水，这样老百姓就觉得穷了，导致不愿意花钱。现在房地产市场基本上已经止跌企稳，股票市场也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这样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基本上也稳定下来了。
你看日本长达30年的衰退，就是因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崩盘，家庭资产负债表大幅度缩水，造成消费不振。中国比日本的条件要好得多，我们现在基本稳定下来了，经济还在持续增长，又有这么多的居民存款，向消费方向的转向是有基础的，基本面可以支撑这个转向。
《财经》：这是您多年以来的观点，就是中国应该由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的经济。您刚才讲家庭资产负债表在改善，无论是房市还是股市都不继续缩水了，但不继续缩水不意味着回到之前的增长状态，那凭什么认为家庭财富不继续缩水了老百姓就敢花钱了呢？
单伟建：老百姓不会自动愿意去花钱，最影响老百姓花钱的是预期和信心。怎么才能提振预期和信心呢？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比如去年9月24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宽松货币政策，股票市场应声而起。当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能够影响预期、影响信心的时候，突然大家的投资意愿就增加了。消费也是如此。
比如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今年增长目标是5%，我认为定在6%更合适，因为政府要是有信心能够达到更高的目标，就会提振整个市场的预期。去年是5%，今年还是5%，那么预期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影响预期，使得老百姓愿意花钱。举个例子，今年头四个月，线下零售比线上的增长速度要高，过去一二十年都不是这样，都是线上增长速度大于线下增速，许多实体店都开不下去了。但为什么今年线下增长反而比线上增长高呢？因为政府的消费补贴政策，消费补贴不是中央政府发的，是地方政府发的，地方政府一定要发给当地的商户，线上是全国销售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讲，这和它关系不太大，所以今年线下反而比线上的增长速度要快。这说明政府的政策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起到改变预期的作用。
《财经》：但是消费补贴是一次性的，对收入增长的预期更加影响人们的信心。消费是果，收入是因，收入提高了，或者收入的预期提高了，消费才能够提振。
单伟建：对，是需要改变这个预期，收入增长快慢，家庭资产负债表稳定与否，这些都会影响消费者决策。
应当更大力度刺激经济
《财经》：您前面讲到中国的财政政策偏保守，如果财政政策变得更积极一点，您觉得除了提高预算的赤字率，还能有什么措施呢？去年9月的刺激政策出来后，有蛮多评论就讲，政策力度应该更大。
单伟建：我也认为应该有更大的力度刺激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很大空间，这个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具备的优势，它们要么通胀率高、要么负债率高。中国中央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1%左右，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恐怕是最低的，日本是260%，美国是130%左右。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包括它的融资平台，全加起来占GDP的比例也不过就是80%、90%左右。中央地方合计，负债是GDP的110%左右。
而且这只是看了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这一面，没有看资产这一面。美国政府有什么资产？有个美国邮政系统，常年亏损，铁路系统也是常年亏损，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没有资产的。中国的国有资产大概是145万亿元左右，大大超过负债，所以你要是看净负债的话，中国政府的净负债是个负数。
实际上我们的财政政策非常保守，保守当然有保守的好处，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在国外市场融资的空间，尤其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你如果没有产品的话，人家拿着人民币是没用的。从中国的角度看，最好的方法就是发离岸人民币的外债，完全没有支付风险，而且能够增加离岸人民币的产品种类，有利于其他国家持有离岸人民币，作为它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而且中国政府净负债这么少，适当增加负债，拿回来钱发展经济，财政政策的空间相当大。
其实这个刺激政策、那个刺激政策，仔细看看，真正用于消费的几乎是杯水车薪。中国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刚才说居民收入的水平不提高的话，消费也会受影响。其实影响消费的不只收入，还有社会保障，社保是解除你花钱的后顾之忧。全国社保基金的结余只有不到10万亿元，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正在快速老龄化的国家来讲，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多借钱用于国内投资，尤其借外债。我们的外债太少了，中央政府真正以外币计价的外债，恐怕不到500亿美元，我这个公司就管了550亿美元，你想中国19万亿美元GDP的泱泱大国，就这么一点外债。
提高工资有助于阻止恶性竞争
《财经》：刚才讲到收入预期影响消费，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您有何思考？
单伟建：现在的平均工资水平，按美元来计算，中国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中国比美国高。这让我想起新加坡发展路程上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后来就比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这就强迫企业向高附加值转移，就有助于工资水平提高。
《财经》：如果平均比较可能不太科学，只比较制造业的话，您提到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美国，工资却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的工资水平是有非常大提高空间的，但现实中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高效率的工人却拿着低工资去补贴美国消费者，这不是很荒诞吗？
单伟建：是啊，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但是我可以看出问题的所在，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我还是说新加坡就走过这么一条路，用提高最低工资的方法，逐渐摆脱了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中国也在走这条路，只不过走得相对慢一些。
《财经》：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有害的，一些拉美国家有过这种例子，政府民粹的施政，把工资福利提得过高，损害了经济增长，最终民众反受其害。
单伟建：中国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过度竞争，因为我们生产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把价格压得非常低，大家竞相压价。比如说我们有100多家电动车公司，真正盈利的两三家而已，大家都不赚钱，搞电池、光伏板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提高工资水平，就有助于阻止企业恶性竞争，因为无法继续靠低成本竞争了。另外只阻止一家企业恶性竞争是不管用的，必须整个行业都阻止，这样价格就上去了。比如稀土出口，政府管制稀土出口之后，稀土的价格涨了3倍。按照国际通用的计算生产效率的方法、计算增加值的方法，那突然之间稀土行业的生产效率就提高了3倍。所以我觉得工资偏低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不能总在低成本的范围内徘徊。
《财经》：有人认为中国还有很长的产业升级的路要走，还有挺多的“卡脖子”技术没有攻克，所以这个时候谈消费驱动替代生产驱动为时尚早。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单伟建：这两个并不冲突，不是说你要在所有领域都变成全球第一了之后才去消费，要等到造出国产2纳米芯片和国产民航发动机之后再去消费，没有这种道理，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必然关系。
中美和平共处有一个先决条件
《财经》：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中美两地都长期工作生活过，您觉得中国好的地方是什么，美国好的地方是什么？
单伟建：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可以说中国人是最吃苦耐劳的民族，中国人的平均工作小时比美国高。
《财经》：美国人在西方世界已经算是勤奋的。
单伟建：对，中国人的工作时间比欧洲那就高更多了。美国强在哪里？强在吸引全球的人才到美国去发展高科技行业。想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得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得有足够人才；第二高等研究机构得足够强；第三得有风险资本支持创业者；第四得有深度加工能力；第五要有巨大国内市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是全世界唯一具备所有这五个条件的国家。今天美国没有深度加工的能力了，美国制造业衰落了，但是它可以从外部获取这种能力，比如台积电和ASML。所以今天美国的优势仍然是高科技。
另一方面，中国以一己之力，现在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了，有了这五个必要条件就形成了充分条件，所以我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非常有信心。
《财经》：中美有可能建立一个基于规则互认和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关系吗？
单伟建：有，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GDP以美元计价超过美国GDP。今天在一个临界点，中国将要超过又没有超过，所以美国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要打压我们，贸易战也好，科技战也好，制裁也好，为的就是不让你取代它全球老大的地位。但是当你变成全球老大的时候，美国人的打压就变得毫无意义，它自己也会放弃，这时候双方的关系才能有根本性改善。你在将要超过它又没有超过它的时候，双方的关系最为紧张。
责编 | 杨明慧
